澳大利亚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析
刘雨，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澳大利亚绿党成立于1992年，是一个由八个州和地区的绿党组成的中左翼生态主义政党，其前身塔斯马尼亚联合团组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绿色政治组织之一。澳大利亚绿党经历了早期生态主义运动（1972-1992年）与联邦制度下聚拢成型（1992年至今）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澳大利亚政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93年参与联邦议会大选以来，绿党的支持率与选民人数逐年上升。近些年，绿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至2024年，党员人数达到历史新高，且首次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领地议会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澳大利亚绿党的政治光谱也从早期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深绿色”转向当下带有生态社会主义性质的“红绿色”，这种转变体现在绿党对澳大利亚社会经济问题的聚焦及对阶级问题的关切。整体而言，作为新型政党，澳大利亚绿党的性质虽不能以左与右来简单界定，但从反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霸权的态度上看，该党的政治光谱与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有着相近性。同时，绿党对福利国家观的坚持也表明了它持有较为强烈的阶级意识，因此，绿党对未来生态社会愿景的构建，对再分配与社会正义的倡议都蕴含着些许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最终形成了绿党以人类工业社会为批判主体的生态社会主义叙事，而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正是澳大利亚绿党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但国内外学界对澳大利亚绿党的研究多从议会选举状况、联邦制度视域下绿党的政治诉求以及绿党与工党的政治联系出发，对该党的政治性质及其左翼属性的分析着墨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澳大利亚绿党作为研究对象，来探析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一、基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生态社会愿景
澳大利亚绿党自成立后积极参与议会政治，并表达了对工党日渐新自由主义化趋势的反对。因为新自由主义在社会经济层面已经与绿党所坚持的生态、民主、社会正义、和平四大原则背道而驰，而且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金融资本垄断、工业资本垄断还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绿党强烈批判工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时坚持传统的福利国家观，体现了其积极构建可持续生态社会愿景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都将经济理性主义置于主导地位。正如莫纳什大学教授菲利普·门德斯所说：“两个主要政党都同意经济需求应优先于社会福利需求，有偿工作总是比依赖收入支持金更可取，福利支出应受到限制，且应有针对性，应该减税。” 相较之下，澳大利亚绿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是福利国家的“拥护者”，这本应是澳大利亚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导向下的政治经济思想，但在工党新自由主义化后，绿党将其承继了过来。绿党认为，他们自身所秉持的福利国家观更关注民众的贫困，以及更强调民众应当去探究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原因。2022年8月，绿党领袖亚当·班特在演讲中指出，自基廷和霍克政府执政以来，工党通过公共服务私有化、为富人减税以及采取更多紧缩政策来回应新自由主义，这致使国家的许多关键改革都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打转。例如，基廷政府用市场化的私人储蓄体系取代全民养老金的强制性政策，号称能使工人阶级在股票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很快，市场经济的低迷就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利益的损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为明显，将近16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迫使许多澳大利亚老年人推迟退休甚至重返工作岗位，而这又加剧了性别间薪酬不平等。
亚当·班特的演说被澳大利亚媒体视为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证，甚至有文章认为，在绿党那里，新自由主义已经是“概念上的垃圾堆”“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当然，绿党及其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并不局限于口头上的批判。2024年6月28日，亚当·班特代表绿党全国委员会向全澳民众呼吁，绿党未来的政治目标是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变革运动，旨在将这个从战争、气候危机及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优先考虑人民利益的国家。例如，科尔斯迈尔与沃尔沃斯两家超市巨头给澳大利亚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生活成本危机。资本家之所以能在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领域中滥用市场主导权，正是源于新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对此，生态主义学者林迪·爱德华兹指出，绿党在环境问题上直指垄断和强权给环境生态造成的严重危机，认为必须恢复社会公正，进而解决相关问题，这表明绿党是在以典型的左翼姿态对待新自由主义。与之不同，澳大利亚工党虽然有和绿党密切的政治联盟基础，但却从新自由主义、多元政治化的立场来看待政治经济问题。
由于绿党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模式，澳大利亚国内不少右翼学者认为，绿党从建立之初就坚定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日益左倾的激进主义立场逐渐远离了最初的生态中心主义，甚至认为绿党不再为环境问题而发声。而在绿党拥趸眼中，该党是新社会运动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后唯物主义价值观政党。绿党之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绿党拒斥资本主义，当然绿党同样也在拒绝马克思主义，即所谓“非左非右，而是面向正前方”。但通过上述分析来看，澳大利亚绿党的确也在意识形态上承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成分。例如，亚当·班特的演讲和绿党的宪章及社会呼吁，充分反映了该党对澳大利亚劳工权益的重视。从这一点而言，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红”。但这并不能说明绿党完全偏离了其最初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因为绿党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对工业化社会的厌憎。进言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批判，那么，澳大利亚绿党的核心价值观则只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拒斥。所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能构成界定绿党具有“红色”的唯一标准，要看到，在绿党批判新自由主义背后，是一种对“红绿相间”生态社会的希冀与追寻。
（二）“红绿相间”的生态社会愿景
在“绿”的政治底色上，澳大利亚绿党与全球其他绿党的基本宗旨大同小异。但澳大利亚绿党还被认为是“红绿相间”的激进主义左翼。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绿党因重视本国劳工权益而被认为承继了工党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此，有学者从基础、机制与特征三个维度来阐释了澳大利亚绿党与工党的政治联盟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不过，绿党的“红色”也并不完全源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如澳大利亚前国家党议员拉里·安德森指出，人们如果认为绿党是联合政府与工党之间某种温暖的、美好的中间调解党，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实际上绿党是20世纪50年代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人们的“家园”。绿党犹如西瓜的绿，它只是表面绿色，内核则是非常的红。安德森作为保守派右翼政客，自然会攻击绿党的左翼立场，他甚至认为绿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尤为密切。但是，安德森形容绿党为“西瓜绿”的认知并非毫无道理。早在1992年，澳大利亚生态主义学者罗宾·埃克斯利的研究就表明，绿党的生态原则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共通之处。澳大利亚绿党中确实有党员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且绿党的四大原则中除生态以外的三个原则（民主、社会正义、和平）都对保守主义政党和右翼势力的政治观点及权威造成了巨大冲击。
因此，基于这种与众不同的“红色”，澳大利亚绿党“红绿相间”的生态社会愿景呼之欲出，该愿景旨在构建一个致力于消除全球地缘冲突、环境污染、民众健康不佳和社会不公的生态民主社会。在最新的2024年宪章大纲中，绿党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而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党政府却缺乏对当下社会进行变革的策略与意愿。现在也有了新的技术，它可以修复工农业活动给地球生态造成的大量破坏。因此，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可能实现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宪章大纲表明，绿党生态主义理念的基础是对人类及地球其他生物生命的尊重。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的必然追求。绿党重申了四大支柱原则：生态、民主、社会正义、和平。最后在社会目标上，绿党强调要消除人类社会的贫困、战争和压迫现象，并指出“建设一个以参与式民主、社会公正、尊重文化与生态多样性等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压迫人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发展丰富的、参与性的文化生活，使争取进步和变革的新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二、基于阶级意识的再分配倡议与社会正义
在澳新和西欧主要国家中，民众普遍将绿党与传统左翼运动联系起来。但也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绿党与工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较为紧张，甚至有深层次的断裂。理由是，澳大利亚工党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注重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而绿党更为重视物质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这种观点来分析绿党的起源及其最初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政治诉求，无疑是可取的，然而一旦涉及绿党四大原则中的“社会正义”时，该观点就失去了说服力。社会正义是澳大利亚绿党当下政治观念的核心诉求，与绿党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并不矛盾。社会正义原则与生态优先原则互为补充且相互促进。作为基层民主的目标，社会正义也是人与自然之间正义的实现。换言之，绿党的生态政治立场与生态社会主义理念同样包含了对工人阶级基层民主的关照，并基于阶级意识作出了对再分配问题的社会承诺。
（一）重视阶级意识与再分配
澳大利亚绿党成立之前，部分左翼就一直在试图解析当时的社会关系，努力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新左翼运动中寻找群众史观，以支撑左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此间，带有绿色政治倾向的核裁军运动的出现，使部分州和地区绿党的激进左翼纷纷涌入，但由于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该运动最终走向衰落。1992年，澳大利亚绿党虽然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禁止其他政党党员加入，不过原先参加过核裁军运动的民主社会党还是带着几个州绿党加入了澳大利亚绿党，而代价则是民主社会党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就地解散。因此，澳大利亚绿党中同时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导、追求社会正义的其他左翼成员。其中，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导的那部分绿党党员较为重视生态议题，对国家所有制问题缺乏深刻认知；而以阶级意识为政治基础的那部分绿党党员更加强调将国家所有制作为其政治诉求的核心任务。
生态主义学者赫顿和康纳斯发现了绿党内部的这一现象，并将绿党内部划分为“绿党左翼”与“纯绿党人”，前者认同的是基于阶级对再分配的意识形态承诺，后者则倾向对社会正义做出一种道德上的应许。“绿党左翼”多次在大选期间向绿党领袖施压，认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是绿党在联邦选举中参与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范畴。他们尤其看重公共教育问题，认为公共教育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根本手段之一。2022年联邦议会选举前夕，绿党公开打出免费教育牌，认为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应实施全民免费。国家应在医疗保健、儿童保育、租金与住房方面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同时，绿党还建议修改劳动法以增加工人权益，立法保障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绿党的这些提案无疑涉及了国家资源的再分配问题，而对于国家资源的分配，“绿党左翼”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例如，“绿党左翼”曾在关于澳大利亚电信是否归属国家所有的相关议案上据理力争。当时的绿党领袖鲍勃·布朗倾向于将澳大利亚电信私有化以换取绿党提出的另一项森林保护议案，受到了“绿党左翼”的猛烈批判。最终布朗被迫改变观点，在联邦议会上明确放弃了电信公司私有化的提议。当然，“绿党左翼”并不反对“纯绿党人”的生态主义理念。在生态问题上，“绿党左翼”和“纯绿党人”具有共同的立场。但“绿党左翼”从未丢弃阶级斗争方式和阶级意识，他们坚持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阶级社会。右翼政治学者哈彻认为，就连“西瓜绿”也无法准确形容绿党所处政治光谱的颜色，他以2010年布朗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中的演讲为论据指出，布朗明确表达了绿党主张通过传统的劳动再分配去实现社会主义。在哈彻看来，布朗所表现出的对私有制的反对，显然是受到了“绿党左翼”的施压。2024年6月28日，现任绿党领袖亚当·班特在绿党官网上强调，澳大利亚应该在改革运动中“优先考虑人民利益”。
（二）寻求非暴力社会与社会正义
澳大利亚绿党四大原则中的“民主”“社会正义”都体现了该党所存留的阶级意识。基于此，绿党阐明了对暴力的批判以及对非暴力社会的寻求。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绿党一直呼吁采用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法。绿党认为，民众有权过上安全、和平与生态可持续的生活，免受犯罪与暴力（包括国家机构行使的暴力）带来的威胁。绿党尤为强调对国家暴力机关的监管，其在政策原则中明确指出，应对警察使用枪支进行监督、监管和限制。同时，绿党也建议，国家警察的用枪要分类分级，禁止使用某些枪支与暴力武器，并实施警察作为第一响应者的替代方案，优先考虑社区安全。在国际事务上，绿党指出了核武器对人类和平与福祉的威胁，认为核武器必须以合理方式禁用和销毁。除此之外，绿党还关注到了暴力对儿童造成的创伤。绿党认为，在全球冲突背景下，无论种族与文化背景，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到国际法平等和普遍的保护。
关于国家地区间的冲突，绿党以巴以冲突为例，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同时应坚决要求以色列承认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领。关于参与国际事务合作方面，绿党批评了澳大利亚政府与奥库斯组织，认为澳大利亚应退出该组织，参与全球非军事多边组织以构建全球非暴力社会。绿党还在反种族主义、反种族清洗、反劳工压迫等方面明确了对未来绿色政府的构想。特别是，绿党认为，历史上反抗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劳工运动是一种典型的非暴力政治表达，而这再次反映了绿党的阶级观。
在社会正义方面，绿党虽然对现存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制度采取保留态度，但认为，行政、司法与议会间分权的界限模糊，并不利于推进澳大利亚的社会正义与民主建设。当民众有所求，并诉诸司法时，澳大利亚需要改变社会、经济与文化不平等的政策布局，才能够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绿党的社会正义倡议还拓展到了经济领域，尤其突出在税收政策方面。绿党认为，首先要对资本盈利主体而不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征税，特别是要对财富垄断阶层实行累进财富税，对垄断巨头征收超额利润税。向资产阶级征税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公共利益。因为在绿党看来，不同阶级间的财富差距是不公正的根源所在。国家有必要做出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工人阶级权利的实现，则是推进社会民主和经济公平的基础。当然，绿党的经济正义原则也蕴含了其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绿党一以贯之地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必须依赖于健康的自然环境。相应地，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会反过来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据此可见，绿党是在阶级意识与绿色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之间维持了意识形态杠杆的平衡，并将此融于自身的政策目标。从这个角度讲，绿党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不可否认地具有了社会主义的“红色”。
三、以人类工业社会为批判主体的生态社会主义叙事
除了积极构建未来生态社会愿景和强调阶级意识，澳大利亚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还体现为一种以人类工业社会为批判主体的生态社会主义叙事。
首先，西方环境政治与生态人文叙事中对人类工业社会的批判，深刻反映了新社会运动兴起以来西方绿色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导向。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绿党的生态主义批判主体大多是概念抽象化后的人类工业社会。这种生态主义批判观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它认为，正是工业时代以来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地球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人类应为地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负全责。而参照澳大利亚绿党宪章与原则条例，绿党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纲领与官方宣传中，同样将气候危机的责任推给了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以及这些能源的使用主体——人类。所以，绿党多次强烈呼吁，人类应立即停止使用煤炭和天然气。
其次，绿党四大原则中生态主义部分也凸显了绿党对人类工业社会与自然之间从属关系的考量。绿党认为，人为引发的气候危机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人类社会构成了生存威胁。而绿色政府最核心的职能则是确保人类活动要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大自然本是一个系统的有机体，但人类却凌驾于其上，以一种外在的媒介身份强迫大自然为其运转，结果造成了大自然这一有机体的外源性破坏。例如，绿党内部的激进主义者将生态系统的破坏，都归因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不合理开发与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损耗。对此，绿党认为，应对生态危机与气候危机的关键正是人类对自然、对其他生物族群及其多样性的尊重。作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大国，澳大利亚应当在环境正义的全球共识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左翼学者本·希尔勒指出，绿党自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发生了转变，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仍然坚持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但根本不清楚他们是否仍然在哲学观上受到这些原则的激励。因为绿党更有可能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主导叙事中构建环境问题。绿党将人类工业社会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主体的认知，虽未触及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应给予其在政治光谱中位于左翼“红色”一侧上的确证，即它是一种浅红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此，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家汉斯·贝尔多次将澳大利亚绿党定义为“绿色的社会民主党”。
最后，由于澳大利亚联邦制度的特殊性，该国各州与地区绿党党员并非都持有上述的生态主义批判观念和叙事体系。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绿党中就存在相当一部分生态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不少党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虽然在整个澳大利亚绿党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非常明确的超越资本主义导向，可以说，这种生态社会思想持有的是一种“资本世”的批判立场。2016年，新南威尔士绿党中出现了“左翼复兴”派，而“左翼复兴”派在绿党的四大原则基础上又进一步注入了些许马克思主义底色，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仍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绿党应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绿党要在组织建设中强调参与式的自我管理，每个人都拥有发言权；资本主义是工人与资本剥削者之间出现对立关系的根本原因；绿党需要从国际主义的角度看待气候正义，只有实现气候正义，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生态社会主义学家阿尔瓦罗·圣罗曼和约安·莫利内罗-热博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叙事的缺陷在于，它是一种以普遍化谬误支撑的理论路径，通过物种主义的抽象，掩盖了人类群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阶级性，最终将气候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全体人类。因此，澳大利亚绿党以人类工业社会为批判主体的生态主义叙事也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局限。但澳大利亚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逻辑框架中始终都蕴含着一种关于本土社区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政治方面体现为人人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社区化，在生产领域则主要体现为强调社区公共菜园的种植及抗拒社区内部货币的使用。当然，这种新型的、类似按需分配的乌托邦式的社区社会主义生产生活模式，在当下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难以完全成为现实。
结 语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历了塔斯马尼亚团组的兴起与全澳各州和地区绿党的联合，澳大利亚绿党已发展成为大洋洲地区典型的生态主义左翼政党。最初单向度的环保激进运动不再是其唯一的标签。几十年的变革历程，使绿党在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绿色政治的发展。绿党根据自身实践与本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在四大支柱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但绿党也存在诸多问题，从理论视角来看，该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明确的理论定位，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学理概括，也没有基于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极易受到西方其他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从组织架构来看，绿党中央与地方组织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莫衷一是，内部并存的众多流派，影响着党的组织统一。绿党各级党组织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分裂，这造成了该党在参加议会选举时，有时会出现竞选政策朝令夕改的现象。从议会政治的现实层面来看，尽管绿党参与议会选举的力量不断增强，选民众多，但该党从未经由议会选举进人内阁，始终被排除在议会政治之外。从政治光谱定位来看，近年来该党虽然具备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生态“红绿”政党的条件，党内也有部分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党员，但从根本性质而言，它并不是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主导价值观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色彩也不浓厚。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深陷政治极化泥淖、整体政治风向右转、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趋势明显的形势下，虽然同处于左翼的工党再次成为执政党，但绿党的政治之路依旧会面临各种困难。同时，绿党对生态环境、社会正义及经济正义等问题的认知和它的生态主义批判思想局限于西方的生态话语霸权之下，因此无法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固有矛盾的正确认识、批判与超越。（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刘雨.澳大利亚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04):84-91+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