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逻辑的历史演进

张 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干，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怎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认同是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量，认同发生的最初原因是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向性，也称之为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初期，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依赖共同的语言、文化、心理、信仰等因素。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阶级、民族、国家相继出现，政治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共同体形态的形成主要基于特定的制度安排。政治认同是共同体建构的主导性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的是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

一、“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历史逻辑奠基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特质的共同体，这些所有的共同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社会成员的认同为基础的。认同来源于人的认知，是以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为基础的。而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其认知一定是基于自身的社会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力量。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意识是物质世界中的一种特殊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在阶级社会，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能透过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找到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和发展动力。

与欧洲古代长期保持渔猎和采集文化不同，古代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石制农具就成为主流的耕作工具，并发展出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古人很早就依靠稳定的种植作物方式维持生活，这对国家生活和社会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中华民族容易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在物质生活资料极为匮乏的古代社会，解决吃饭问题意义非常重大，比较而言，农耕比渔猎和采集更为稳定，而且更属于人的劳动，更能展示人的智慧和力量。《孟子·滕文公上》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后稷的功业被认为与“天”可以匹配。《国语·周语》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农业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最高统治者将农业看作是关乎政道得失的治心之业。《尚书·大禹谟》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农业神后稷受到上帝神般的礼遇，反映了古人报本反始、以祈农事的情怀。这种朴素的情感也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同，成为中国各民族共有的道德共识。

但是，古代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天气状况对年成影响很大，于是人们祈求自然神保护。陈梦家说：“上帝之令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殷人的上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在早期社会，人还处于蒙昧状态，原始宗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中国各民族在原始宗教阶段，都把“天”作为至上神崇拜。西周时期周公的宗教改革使得“天”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随着“德”的地位上升，人事经人帝与天贯通，分享了“天”的神圣性，祖先崇拜也就受到了尊崇。后来，儒家将祖先崇拜解释为一种宗法伦理，使之成为各民族共同信奉的社会信仰。无论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还是西南的独龙族、傈僳族、佤族，都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儒家“以德配天”的观念，迎合了统治者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诉求，得到了周边各民族的认同。后世无论那个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最高统治者都以“天子”自称，遵从儒家伦理思想，有的还以血缘谱系表明对宗法制度的认同。比如，《周书·文帝纪》记载，北周统治者、鲜卑人宇文氏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农业得以快速发展，手工业分工更为细致，商业逐渐发达起来，权贵阶层人数显著增多，通过战争争夺权力和财富成为常态。同时，农工商和交通的发展，也使得各地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较为普遍，“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社会基础基本形成。两汉之际，张骞出使西域，内地的物产和凿井技术传入西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班超重建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治，进一步促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的交流。东汉时期，受战乱影响，大批北方农民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南方，南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南北一体的广阔文明区。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纷争和对立，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夷夏杂居”的户口编制促进了生产交流和民族融合。元朝加强了对西藏、台湾的管理，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明朝时期统治者虽有大汉族主义的观念，但“夷夏一家”民族观仍是主流。清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中外一家”的民族观非常盛行。

秦的统一，标志着“大一统”体制正式确立。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追求的都是大一统，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与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不同，秦实行郡县制行政体制。《史记·秦本纪》载：“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郡县制是皇权与行政权紧密配合的一种政治结构，有利于大的共同体实现集权和统一。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大一统”形态由此形成。尽管“大一统”观念早已有之，但真正作为一种“制度文化”确立起来却是在秦。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观念牢牢建立在实然的“大一统”国家结构之上。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大一统”传统连续一贯，未曾间断。西汉时董仲舒将“大一统”推及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北宋欧阳修重新界定了正统论，突破了以往的“华夷观”，将疆域统一列为“大一统”的存在基础。

欧阳修的《正统论》曰：“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如此一来，疆域统一成为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辽、金、元、明、清历代统治者都以疆域统一为己任，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元朝定国号为“元”，意在“见天下一家之义”。

质言之，“大一统”是古代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主要逻辑。同与异的共生并存是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现象，有同无异，就没必要强调共同体；有异无同，就形成不了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大一统”的结构减轻了内部的分裂和冲突，让老百姓能够过上较为安稳的日子。这其中蕴含的一个深刻道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解决的。而“大一统”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安排，能够协调区域或族际冲突，使因为各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能够安定生产。恩格斯指出国家不同于氏族，是拥有公共权力的暴力机器，“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此外，各民族认同的“以德配天”的理念，蕴含着一种朴素的公正观，那就是推举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是正义的。这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厚德载物的理念，是中国哲学包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体现。

二、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身份的近代觉醒

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古代中国，政治上实行的是宗法一体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上强调家天下、三纲五常，后期在对外交往上奉行的是闭关锁国。产生于这种社会结构之上的“大一统”的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历史文化符号。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到近代，隐含于其中的封建糟粕完全显露出来，突出表现为封闭保守和专制独裁。明清之时，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凌辱、宰割。中国近代遭受的劫难，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涅槃重生，这种重生也预示着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整体的自我认同得以充分确认和笃定，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整体觉醒。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开启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整体觉醒，现代国家意识产生，政治重建拉开序幕，民族关系建构迎来了新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欧美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其对外侵略扩张而迫使世界上一些前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各国列强践踏中国主权，攫取中国政治特权，剥夺中国经济利益，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进而摧毁中国人的自尊和民族自信。国家主权的沦丧，民族存亡意识的高涨，促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社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和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真正地将个体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主体意识得以空前觉醒，各族人民与西方列强展开了殊死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民族关系。近代的革命实践，使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共赴国难，团结一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留下了彝海结盟、白沙起义、八女投江等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开始思考与民族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国家、民族、传统的关系。国家和民族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虽然都有古代的渊源，但实质上是近代的产物。“国家”主要是政治概念，以主权为核心；“民族”则是种族与文化的概念，以共同祖先、语言、生活方式、精神传统等为主要内容。民族不能完全脱离文化传统而孤立存在，共同的记忆能够转化为潜意识保留在人的脑海之中。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不论属于那个民族，总是生活在某一个国家里，民族和国家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个体生活世界的实然状态。社会交往实践影响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发生和演变，中华民族观念也在实践中逐渐变得概念化、符号化。梁启超是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中国学者。他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使用了“东方民族”。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五族共和”；1919年起，孙中山强调树立大“中华民族”的观念，提出“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为一个中华民族。”1913年，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制订的《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提出“五族一家”。1935年，傅斯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炎黄子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民族符号。近代中国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热议，厘清了许多时人的模糊认识，其影响不亚于一场思想启蒙。民族危亡之际，将四万万同胞凝聚为一个整体的价值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和衷共济”“舍生取义”的精神理念。《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理念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大义观、友朋观，也蕴含着处理民族关系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民族存亡形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涅槃重生的外部因素，那么，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就是促使民族意识觉醒的主体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组织领导则是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关键。五四运动是一次全民族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批优秀中华儿女首先觉悟，成为革命的急先锋。蒙古族青年荣耀先组织和领导了当时蒙藏学校学生运动。土家族青年赵世炎负责组织和领导北京国立高等师范附中的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回族青年马骏在南开学校广场举行的爱国运动大会上宣读誓言，组织学生坚持斗争。水族青年邓恩铭率领济南省立一中学生参加山东各界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传达、联系、指挥济南等地爱国运动斗争。施滉（白族）、向警予（土家族）、多松年（蒙古族）、李裕智（蒙古族）、吉雅泰（蒙古族）、韦拔群（壮族）等一批先进分子，都以高昂的斗志参加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1917年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号召各民族同胞团结起来,为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而战。”抗战期间，毛泽东提出“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周恩来呼吁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团体“为民族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谋整个民族的解放”。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全国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各族人民群众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同志正确指出了中华民族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三、“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当代新形态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意味着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既有文化的传承，更有本质的新生。从话语表达形式看，“天下一家”“五族一家”“四海一家”“祖国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无不浸透着传统文化“家”的氛围。以“家”喻“族”，一脉相承，反映了各民族血脉相连、情感相依、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从本质内涵的嬗变看，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规定了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家庭”与以往剥削制度中的“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享受到了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部分第一条（总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由此，“大家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和情感纽带。1951年，在庆祝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宴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称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是兄弟般的团结”。“兄弟”关系进一步拉近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距离，明确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这显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一提法强调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的关系。

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大家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族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党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设，改变了以往时代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社会整合模式，使各族人民群众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主人，体现了彻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赋予人民主体地位，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实际上是人民认同。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党的奋斗目标。自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执政的逻辑，也强调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向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日子”的本质特征、底限保障、实施路径和共同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6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调研时强调：“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美好生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实践逻辑，是人民期待的社会主义的实然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或意识层面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国家建设在内的问题。国家建设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供验证的框架，这些“框架是我们赖以使自己的生活在精神上有意义的东西。没有框架就是陷入了精神上无意义的生活”。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定义了信仰问题，指出人的精神产生的现实根源，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解决问题、凝聚人心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3年 10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民族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要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成功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问题，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已然形成。

总之，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和动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基于物质生活交往实践交融汇聚成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凝聚力、统一性的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加坚定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当今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能否建立起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国家层面的认同感，是各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解决民族问题中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解决多民族国家现代认同的新路，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作者：张鲲，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文转自中国知网，原文链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逻辑的历史演进 - 中国知网 (cnki.net)）